葛承雍
若从世界古代地图上寻找唐代长安商业兴隆的西市，恐怕顶多只能找到京城长安的红点标记，根本不会标出西市的引人符号，但是西市之所以彪炳青册、名闻世界，能给历史留下记忆，并不是它象一个小小的星球一样本身发光亮彩，也不是西市有着风景如画山川毓秀的迷人魅力，更不是它位处咽喉锁钥之地本身垄断了亚洲东方的贸易，而是西市有着胡商鉴珍藏宝的故事化，有着胡汉跨境贸易的传奇化，有着东西方交流包容的国际化。
西市不是一个孤立的市井单体，也不是一个隔绝的城内坊里，而是长安城活力构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这个6——9世纪国际大都市心脏肌理的一部分。
如果把西市比作“点”，那么长安就是“片”，西市的“点”是唐朝与外部商界联系的一个“交点”，而长安的“片”则是唐帝国与东亚乃至整个世界交往的枢纽“地片”。“点”的闪亮会衬映“片”的光辉，“片”的发展则会促进“点”的繁荣，西市繁荣离不开长安，长安昌盛也离不开西市，二者相辅相成、水乳相融。西市所依靠的是国家首都优越地位，依据的是商业贸易之间的互通有无与公平诚信，依赖的是胡汉之间中西通商的活跃氛围，依托的是整个城市稳定的综合环境。这是反映西市血脉相通、命运转折的一个重要特征。
西市位于唐帝国中央政权的所在地，被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所环绕，它有相应的政治权力提供着一个更畅通的场所，政治意义大于商业形象。但首都只有发展成为多元的工商业大都会，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首都，虽然朝廷重商与抑商、富商与贱商的风向标常常在这里变幻，但是没有商业就无法让一般平民到皇家贵族正常生活，就不可能使城市品位显著升级，更不可能加快城市知名度的提升。而商人的集中与贸易的繁华，带动了整个城市民众的生计，会把一个传统城市的灰色空间转换成为施展梦想的奇观。
泱泱唐韵，煌煌盛世。西市商机，名声域外。近三百年中的长安西市，又誉称“金市”，作为胡商的首选之地和贸易交汇窗口，浓缩了唐代鼎盛时期物质文明成果和中外文化特色，展现给我们的历史启迪是非常有价值的思考，有益于我们千年之后从更为广袤的世界眼光来进行新一轮的观察审视，跳出西市本身有限的圈子来从更高处鸟瞰其凸显的国际性。
1．从城市上看，西市是在当时中国最大的京师城市里面，因为整个城市格局有着平缓开阔、对称有致、节律有序的特点，所以西市并不占据塬坡冈阜孤立存在，它有着宽阔回旋的空间，据考古实测西市本身约1平方公里，占地面积非一般市集所能比拟，市内设有16米宽的井字交叉街道，分隔的九区四面临街，能有二百二十行鳞次栉比、上千户商家稠密地排列于这里，许多商家在正铺之外又建造偏铺，扩大营业面积，突破限制束缚，致使官府不得不下令禁止。这是唐代除了东都洛阳之外其他一般城市不具备的条件，象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的景象直到中唐以后才渐渐出现。长安西市又靠近外郭城金光门、开远门，唐代诗人元稹《西凉伎》中咏颂“开远门前万里堠”，就点明了面向丝绸之路出入的方便，优越的地理区位加上交通干线犹如经济动脉，使西市更占尽商贸之利。而当时丝绸之路西端商贸最盛的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市场也不过仅仅只占几条百米街道，东罗马（拜占庭）都城君士坦丁堡内的大市场也不过上千平米。城市的商业活动空间是一个超级大都会的基本条件，西市的规划和设计无疑是隋唐都城建造史上的创举。
2．从人口上看，西市位于人口最多的城市里面，唐代长安人口尽管有百万、七十万、五十万几种说法，但无疑聚集着大量的消费者，西市的高档商品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尤其上层社会“傅朱粉、画蛾眉、贴花钿、妆头饰、衣锦绣、穿绫裘”，引导着奢靡的风尚。唐睿宗正月十五打扮观灯宫女千余人，每一人仅花冠、霞帔皆万钱，装束一个伎女也得三百贯。唐玄宗每月给韩国、虢国、秦国三夫人十万脂粉钱，奢侈消费令人瞠目。当时从宫廷到民间每年妇女需求浓妆艳抹的胭脂香粉，奢华美化的胡粉（化妆品）用量之大都令人吃惊，乳香、安息香、苏合香、郁金香、龙涎香等等眼花缭乱，而外来名贵香料、香药大批量的输入正适应了长安各个阶层的需要。从波斯、印度输入的鍮石工艺品竟变成为朝廷达官贵人追求的时髦装饰，士大夫的鍮石袍带作为等级身份标志需求，从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进口。所以长安有着众多的人口来支撑或依赖西市的供应。中唐以后经济困难，皇宫也要仰仗西市供给渠道，宦官经常在民间交易时豪夺强取，甚至勒索胡商蕃客。现在推论常住长安的胡人有五万说、三万说或两万说，实际上不管多少外来人口，他们的胡服胡妆、艺术活动、宗教信仰、婚姻汉化等世俗生活都直接影响了长安士女的“胡化”风尚，当时就有人惊呼“长安少年皆有胡心矣”，特别是胡人善于经商的特点使西市商业和东西方贸易结成了链条。
3．从交通上看，西市是在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长安译名“胡姆丹”和中国译名“赛里斯”以及“唐家子”（译名陶格司）响彻丝路沿线的各个城市，对遥远的外国商人来说这里就是淘金的福地，梦一样的境地，不仅有着双方互通有无的商贸信息，而且驿站直通西域中亚，能把一个个丝路沿线的商业活跃城市串联起来。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水驿260个，陆驿1297个。长安的“都亭驿”作为国都最大的驿站起着龙头的作用，像一面大网似地遍布四方商道运路，当时全国专门从事运输的驿丁就有二万多人，是一支很庞大的运输队伍，保证了长安货物的运送，这是其他城市很难匹配竞争的。著名散文家柳宗元在《馆驿使壁记》中记载，唐时以京都长安为中心，有七条重要的放射状驿道通往各地，第一条就是从长安到西域的安西（今库车）都护府，沿途店肆待客，成队商旅延绵；敦煌、伊吾、高昌、鄯善、碎叶等咽喉之地，均为胡商蕃客中转城市，甚至形成了兴胡泊、弩支城、石城镇、蒲桃城、萨毗城等粟特胡人修筑的商业基地。中唐地理学家贾耽所写的一篇《记四夷入贡道里》，记录唐朝的国际交往线也有七条：一为从营州入安东道，二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为从夏州、云中至蒙古草原道，四为入回鹘道，五为安西西域道，六为安南天竺道，七为广州通海夷道。通过这些水陆通道，可通往朝鲜、日本、中亚、印度和东南亚各国。西市有着这样运输的地理优势，象轴心一样辐射外延，自然是流通滚滚、货源集散的天下第一“市”。
4．从消费上看，史书透露的西市商业贸易中，有名的店铺行业里有张家楼食店、大衣店、油靛店、鲜鱼店、法烛店、煎饼团子店、称行、面行、笔行、绢行、麸行、鞧辔行、酒肆、帛肆、药材肆、凶肆、烧炭肆、寄附铺、柜坊等等，尤其是波斯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实际上还有帽子行、干果行、饧糖行、枣行、白矾行、造纸行、布衫行、铛釜行、皮毛行、帛练行等琳琅满目，每次胡商卖宝马、售玻璃、纳金币的消息都会引起长安消费者的关注。特别注意的是，西市是在皇家贵族所在地，有着一群高消费的奢侈群体支撑，珍宝的流通购买离不开这些皇族勋亲、达官贵人，识宝的胡人携带珍珠不可能是给平民享用的。唐代史籍中许多波斯商胡“剖股藏珠”的传说和“贱身贵珠”的故事，不仅反映经营珠宝贸易外商的众多，而且“剖身藏珠”视宝为命和“身亡珠存”的神奇经历应该是有其事实根据的。至于“宝珠相赠”“葬胡还珠”的故事更是说明了胡汉之间重义轻宝的豪爽品格。种种胡商交易珠宝的传说，动辄能以十万贯买武则天青泥珠，能出一千万买宝骨，能用五十万买宝珠，都折射出胡人对价值昂贵珠宝作为财富的象征。按照“胡客法”，胡商每年举行一次赛宝、斗宝的大会，所有胡商皆带上自己兴贩的珍宝陈列，宝物多者被拥戴坐上重床，其余分别排坐次、定地位，坐宝床者拿出尺寸超大的明珠而震服四周，胡商皆起立稽首礼拜，表示敬佩。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就创作过一幅《异国斗宝图》，可惜失传了。珠宝属于奢侈消费之物，虽然助长浮竞奢糜之风，但典型地表明了唐朝人对追逐并富有珠宝的商胡表示羡慕，珠宝几乎成了商胡的象征。
5．从宗教上看，西市内有佛堂，周围有着二座波斯寺、四座胡祆祠，所以西市不是单一的商圈或是单一的商业链，它既与印度佛教僧人密切有关联，又与景教、祆教、摩尼教这外来“三夷教”传教士生活有关。在一个城市里面，宗教又有着能把外来侨民凝聚在这个城市里的功能，那么世俗的商业生活蒙着外来宗教的余晖，就会和外来文明发生联系。例如祆教“萨宝”本身就是商队的首领，胡商依靠祆教维系商团组织是当时普遍现象。波斯景教传教士则借助胡商贩运一种大体量的“瑟瑟”碧石至中国，用作景教寺院建筑的装饰物。据说景教僧侣还和市舶使合作为宫廷采购奇巧物品。元和年间，摩尼教传教师更是与西市胡商密切往来，摩尼每岁至京师都与胡商联手垄断珠宝珍玩、香药异物并金银罗绮的市场，引起其他商人的不满，指责摩尼与胡商囤藏货物“囊橐为奸”。《国史异纂》记载唐代大天文学家李淳风曾对唐太宗说：北斗七星当化为人，明日至西市饮酒，宜令候取。第二天，果然有婆罗门僧七人，从金光门进入西市，在酒肆豪饮。这说明当时的“胡僧”也在西市频繁活动，并不受宗教清规戒律的约束。至于唐人小说里描写的胡僧，往往是亦僧亦商，一面云游传教，一面寻求宝物，甚至出百万购买珍宝，反映僧人从事商业活动在当时非常突出，并不脱俗超越，足令肉眼凡胎的商贾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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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西市宝典》)